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这是伯恩施坦一九一九年八月为他的《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书第二版写的《跋》。——编者按语 　　十五年前，当我写完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时，谁也没料到，有朝一日竟会有社会主义者宣布民主选举权（拉萨尔要工人把它看作他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无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并为了一个由工人、职员等组成的苏维埃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而将它当作废物弃置一旁。然而，自一八六六年德国工人系统地利用民主选举权以来，它的社会力量是如此显著，不只一国又一国的社会主义者把争取和利用民主选举权当作它们的任务，甚至最初对此表示冷淡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再轻视它了，由于德国工人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对它的评价越来越高了。最后，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写的序言中说，德国工人已经懂得将选举权从一种欺骗手段转变成解放工具。 　　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行动（社会民主党一直把系统地利用选举权作为这一行动的基础），实行德国工人保险法指 1883 年德国帝国议会通过的疾病的保险法、1884 年通过的意外事故保险法和 1889 年通过的老年残废保险法。——编者注（许多年来它曾是立法中最进步的一种）是不可能的，这是众所周知，甚至连俾斯麦也公开承认的。虽然每一次选举都遇到军国主义国家制造的重重障碍，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一般社会影响，反动势力面对选举制度越来越束手无策了。 　　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没用的，他们宣称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一派（布尔什维克）所宣布的工人苏维埃专政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的有效手段。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论》前言）落后的国家应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那么现在他们认为，西欧各先进国家应从某些仍然十分落后的东欧国家那里吸取社会政治行动的方法。 　　我认为在这篇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文章中，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和匈牙利的实践活动进行批评是不适宜的。这方面还是让经验去判断吧。问题在于对新的教义加以理论考察。只要问一问是什么原因和需要促使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这一派别拒绝普选权的，那就显而易见，隐藏在这种观点背后的不是别的，而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科学社会理论的最重要原理的背弃。这一学说认为先进的人类社会是一种受一定的发展规律支配的机体，它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在它的生命过程的基础上的变化完成之后继续发展成一定的新形式，而不能任意地使之变成任何一种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先决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获得发展的现代无产阶级的高度成熟。这里存在着因果联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无产阶级的数目和社会作用也在增长，并最终将成为社会中的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使命是执掌政权，把它从资本主义的改变成社会主义的。 　　一旦成熟到这种程度，普选权就会并且必然会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并保证其思想意识在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决定性的影响。恰好相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是落后，普选权就越无法保证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对这种多少是来自感性的意见，过去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是抱否定态度的（如果他们不是干脆弃之不顾的话）。归根到底，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是和这种观点一致的，他们无限期地禁止普选权并用阶级选派代表权来代替普选权，但是这种阶级选派代表权并不给予全体无产阶级，而只给予居民中被挑选出来的若干部分和集团。他们以此在事实上承认，俄国的社会发展还根本够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布尔什维克想要通过坚决的干预把这一发展温和地提高到所需要的高度。然而，这样他们必然违背马克思的学说去寻找人为的方法，而不是在社会生活和工人解放斗争的现实需要中去寻找社会主义政策的必要措施。他们必然退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空想方法中去。同时在经济政策中他们和拉萨尔的境遇也是相似的。我们已经看到，拉萨尔由于接受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还是半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所臆想出来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计划，而陷入了多么矛盾的境地。国民经济中的苏维埃制度，如布尔什维克早已宣布的，和这种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内容极其相像。在这儿被叫做“工人——工厂的主人”的，在那里则被称之为“工人等级——它自己的企业主”。只是拉萨尔的逻辑比布尔什维克强一些。他想把企业主的权利和利益交给工人，同时也给以经济上的义务。他没有荒谬到把权利和义务分开来。我们在他给洛贝尔图斯的信中看到，他是多么地确信，生产合作社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在实际政策中他把重心放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并对工人说，一旦取得了普选权并且在议会中取得了相应的席位，那时就会对实现这一思想的适当形式提出详尽的建议。在这一点上他提出的计划至少在原则上又是乌托邦的：他把选举权看作有组织的行动的保证。布尔什维克抛弃了选举权，因为对他们来说有组织的发展进程是不适用于政治的。然而事物的逻辑胜过统治者的任何暴力，当暴力和发展的规律相矛盾的时候，它只会破坏而不会一致地为进步服务。而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它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由尖锐的矛盾组成的：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只要不及时发生转变，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十足的畸形儿。 　　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部分已经是军国主义，它使人想起土耳其过去扬尼恰尔扬尼恰尔——旧土耳其的近卫军（1328—1826 年）。这个词常被用来表示凶暴的讨伐者、刽子手和人民自由的扼杀者。——编者注无法无天的情形。官僚机构同样无限地增加。寄生现象有增无减；相反地，减少的却是生产以及与此相连的人民福利。违背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现象出现了，而这正是完全紊乱地处理经济问题的必然结果。不是指责布尔什维克想成为激进分子，而是指责他们想在进攻中，而不是在科学地有区别地对待事物中去寻求激进主义，他们在早期的、自然道德化的和形式思辨的社会主义面前干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巨大进步。他们从这一学说中抽取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倾向的批判，然而他们忽视了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要性的强调，即不承认资本主义企业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承当的经济职能，因而竟致直接抑制其有效地为文明进步创造基础的这种职能。与对企业主阶级的历史职能的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所宣布的取消企业主的选举权。选举权不应当是普遍的，以便使企业主不能参加选举。如我在另一个地方所指出的，这种措施只有在企业主的人数仍然多到其选票足以在国内建立一个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国民议会的情况下才勉强具有意义。然而这却是一个国家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的最确实可靠的标志。一直这么规定的阶级选举权会缩小选民的眼界，并且和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相矛盾，而领悟其全部奥秘正是斐迪南·拉萨尔的特出优点之一。 写于 1919 年 8 月。柏林 1919 年德文版第 122—126 页（中译文见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101—1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