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史集译 　　我童年和少年成长时的环境以及我的青年时期并不特别有利于我向科学家方面发展。我出生于 1850 年 1 月 6 日，是一个子女过多的父母的第七个孩子。从出生时起，甚至直到 18 岁的时候，我都长得特别矮小，体质很弱。由于体弱，我也特別胆怯，并且除了在幻想的时候外，我还很自卑。当我相当早地学会阅读以后，晚上看书时总是躲在一间只点着一盏微弱油灯的房间的最远的角落里，因此我少年时就尝到了近视的痛苦。这一点再加上我的身体弱，又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发展得很差。 　　我的双亲持家十分俭朴。父亲原来是在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车司机。他的收入当时即使只是按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准来养活一个一度达到十口的家庭，也是不够的。我的双亲讲究体面，让我们在夏天也同冬天一样都穿上鞋袜并且送我们进较好的学校，因此在其他方面就必须更加节省。这一来，我就很少能像街道上的同辈朋友（他们在夏天都是赤足的）那样得到零用钱。但是，我的青年时期虽然从某些角度看来忧虑重重，却并不算不幸福。 　　的确，我不得不常常听到人们当面议论我：“唉，他顶多再活一两岁。”我已经 17 岁的时候，我们同院的一位邻居（那时我偶而到他那里玩）当面对我说：“爱德华，您活不到 20 岁。”然而我不想说这些话引起了我很大的苦闷。它对我产生的不良影响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对我的智力发展举足轻重的那几年里夺去了我的任何进取心。一直到成年时我对我的生命从来沒有信心，因此我抱着一种并不算太悲惨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过着懒散的日子。 　　我对事物理解力很强并且有相当好的记忆力，这就大大地助长了我的懶散。对于本来就已倾向于懒惰的人说来，这两者都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天赋。我做学生的时候一帆风顺，因为我们要学的主要方面我一学就会，但是我在整个学习期间，从不懂得真正地、勤勤恳恳地读书和在思想上力求上进。 　　当然我当时也缺少任何一种思想上的引导。我的两位哥哥很早就离开家了，父亲的职业与母亲的家务劳动重担阻碍他们从思想上督促我。由于居住拥挤，兄弟姊妹互相打扰，妨碍我在家里进行脑力劳动，此外我还要做许多分散精力的事情。对于我这样大的年纪（或者不如说这样小的年纪）来说，去学校的路程是比较远的，我常常为了找一个同学而走更远的路，我还要为家里的事跑跑腿，做些別的事情。后来我同一位少年交了朋友，他的父亲有一所射击场，所需的材料是从一个为此而租用的花园里获得的。于是，有好几年的光景，我的一切空闲时间都为了帮他的忙而消磨在花园里或者射击场上了。毫无疑问，长期在新鲜空气中生活与活动对我的身体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智力发展方面却受到了损失。我朋友的身体比我好，但他在思想上很佩服我，耐心地听我无穷尽地给他讲许多故事。但是我至今仍然感到不可思议，我到底是从哪里找到那么多材料的。因为我的父母亲谈不上有家庭藏书，我们沒有古典作品，甚至我的一些教科书也是相当糟糕的。由于经济困难，这都是从旧书店里买来的一些破烂不堪的书，因此它们很少能有使人感到非读不可的吸引力。我的同学不是住的离我太远，便是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使我不可能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发展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少年时期，我只有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出身的朋友。 　　在青年时期我虽然缺乏指导，然而也并不是沒有受过任何激励而成长起来的。 　　我的双亲都是犹太族的血统，并且都是犹太新教的信徒。这种教派在德国同犹太教的关系，就像福音基督教中的新教徒联盟和天主教中的革新派一样。它的教徒们把星期日作为每周的休息日，并且不遵守犹太人的饮食禁忌。他们的信仰是同 19 世纪中叶开明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意向一致的。对于神的信奉者来说，宗教已经成为过分理性的东西，它却还不能使批判的理性感到满意。当我达到在成长中的少年开始热衷于怀疑论观点的年龄时，批判的理性也在我思想里出现了。情感与怀疑一直在我心中交战。我还记得，我将近 16 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探望了一位同死亡挣扎的亲戚的病之后，在乘汽车回家的路上，由于内心激动而自言自语地作了祈祷：“敬爱的上帝呀！假若你存在的话，保佑我的堂妹吧。” 　　垂死者是我的伯父阿隆·伯恩施坦的一位女儿。我父亲狂热地敬爱他的哥哥，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用敬畏的目光去看他。阿隆·伯恩施坦是当时拥有许多读者的《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和多年的社论执笔人，是博得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其他的著名学者很高评价并且被译成多种语言的自然科学普及丛书的作者，他也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声誉。将近四十年来他过着名副其实的学者生活，1877 年在图宾根大学四百周年大庆的时候，他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也是犹太新教的奠基人之一，写了若干首赞美诗，并且在创教初期还作了几年传教士。在他发表的批判圣经的文章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关于亚伯拉罕、伊撒克和雅各传说的起源的论文，他认为这是由于宗教中心或者礼拜中心的形成与它们之间的竞争。 　　虽然我对他给我的一些鼓励很感激，但是他对我的思想发展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这部分地要归咎于这一情况：由于我们的住宅离他太远，我很少到他那里去，虽然我感到他的第一个妻子的最小的儿子特别吸引我。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有名望的人物面前十分拘谨。当我在少年时期到他那里去，或者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简直是畏缩不前，避免引起他的注意，从来不敢向他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总只是远远地仰慕他。 　　学校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课堂上的讲授有许多是我感兴趣的，但并没有吸引我去进行独立思考。在我 11 岁的时候，一位对于教学十分严肃的老师，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向我提出了一个引起我思考的问题：我这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怎么能指望死后升天呢？我说，假若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行为一向正直并且作了许多善事……这时他反驳说：“是的，假若你想去罗马的话，你是选择一条不方便的道路，穿过北极，越过半个地球，再穿过南极和越过南半球呢，还是选择一条直接的道路呢？”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他这样说并没有赋予基督教什么很高的伦理学上的价值。我沉默了，但是当我们分路以后，我思索了他所提的问题的意义，最后用如下的想法来安慰了自己：“假若耶稣基督是像福音书上所说的那样善良的话，他也会原谅我不是基督教徒的，要知道我是犹太族双亲的儿子啊。” 　　从这种辩解方式中可以看出，我不很反对相信福音。我作为犹太人虽然在学校中不需要上宗教课，但是我经常去旁听。我必须说，新约全书及其人物比旧约全书中的人物更强烈地吸引了我，后者使我感到十分陌生。由于犹太新教的教堂离我们的住宅太远，我们简直无法去参加一次礼拜，因此我星期天有时也到我们住宅附近的基督教的路迦教堂去。 　　我这种做法并没有受到父母的责备。他们两人都没有教会宗派的狭隘看法：我的母亲是出于强烈的宗教情感，我的父亲则对任何一种教派都是一视同仁的。他的这种态度使我放弃了在同那位老师谈话后所作出的一个勇敢的决定。我想，既然我是一个犹太人，起码应该做一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首先应该放弃吃猪肉的享受。想到就做到。我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声明：“从现在起，我不再吃猪肉了。我们都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禁止吃猪肉的，因此我也不再吃了。”而我父亲是怎样答复的呢？他若无其事地说：“好吧，你别吃猪肉啦。”这种宽容很快就粉碎了我打算为宗教而作的牺牲。因此，后来我就更加如饥似渴地去掌握自由主义思想，这是我当时从德国古典作家的作品选读中接触到的。 　　在这以前两年，我就被引导去进行政治思考了。有一天我母亲拂拭一些装上框子的画像上的灰尘，它们一直被放在阁楼上，这时准备拿来装饰我们房间的相当光秃的墙壁。它们是从 1848 年到 1850 年的民主战士的肖像，每张像下面都用本人的一句名言作为题词。我读了所有的题词，但只有一条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有一个看来很像犹太人的肖像下面写着：“国王们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想听信真理。”下面的名字是约翰·雅科比约翰·雅科比（1805—1877），激进民主主义者，1872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我问母亲，这个人是谁？她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伟大的人民之友。” 　　于是，康德的这位品德高尚的同乡唤起了我的兴趣，他一直吸引着我。尽管他的名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政治的了解仍然太差，不可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来。然而一年半以后，当由于普鲁士王位的更动，我们必须把国王颂歌“祝福你，戴桂冠的胜利者”中的这句歌词“愿弗里德里希·威廉——永远是你的人民的荣誉，是人类的骄傲”改为“愿威廉国王——永远是你的人民的荣誉，等等”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难道任何国王，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用‘人民的荣誉’和‘人类的骄傲’来加以歌颂吗？”我这样询问自己，并且产生了对世袭君主制相当有害的想法。 　　1862 年普鲁士发生了军事纠纷并且由此而引起了宪法纠纷，结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它甚至也影响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天在学校里，我们的老师——就本人来说这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在某些方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上历史课时，引用席勒的话来反对法国革命和警告我们不要去读“政治性”的报刊。这时除了一个警察的儿子之外，我们全班都一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大家用激进的语调讲述 1848 年发生的事件，看起来一次新的革命肯定不久即将到来。 　　反对派情绪自然并不妨碍爱国主义潮流的高涨，它反而从后者吸取了巨大的力量。因为爱国主义首先是针对德国问题，即德意志的民族统一，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是不愿意信赖柏林政府的。不管符合事实与否，我们街道上的老朋友同我都认为有些德国的爱国歌曲，例如“守卫莱茵河”和“德意志高于一切”在普鲁士是被禁止的，因此大家傍晚就集合在地下室里偷偷地歌唱。我同两位特别亲近的朋友在外衣下面的胸前佩戴着象征德意志的黑、红、黄三色彩带。 　　1863 年底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严重起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激昂地高唱“大海环抱着的霍尔斯坦”。我为战争结束后还乡的将士们写了一首模拟阿伦特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1769—1860）德国的爱国者和诗人，1813 年抗法战争中著名领袖之一，写有许多歌颂自由的诗歌。——编者注风格的诗，朗诵给和我接近的同学们听。我让一位好友看这首诗，但他立刻把它给了级任老师，这使我害羞得落了泪。然而老师安慰我说：“你不必为这首诗害羞，从语言、结构和思想内容上来讲，你完全值得骄傲。”这一友好态度并没有阻止我在不久以后感到他所作的一个决定很荒谬。这件事很能说明我当时的思想。他在上德文课时让我们自由选择我们需要背诵的诗篇，但是从其中删去了一些，例如席勒的《托根堡骑士》。这学期开始时，他在我们的禁书单上又增添了卡尔·西姆洛克卡尔·西姆洛克（1802—1876）德国诗人和日耳曼文学家，曾译过著名的《尼伯龙根史诗》，著有《莱茵河童话》等作品。——编者注的叙事诗《愚人》。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解释说：“在这首诗中丹麦人演的是高尚的角色，但是我们同丹麦人打过仗，因此你们不许背诵它。”尽管我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尽管我恰好特别尊重我的这位老师，我仍旧认为他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个别事件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什么联系呢？ 　　大致说来，1866 年的普鲁士对奥国和德意志同盟的战争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民族的事情，不如说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当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又是满腔热情了，这不是反对法兰西人民，而是反对法国政府以及拿破仑第三。我读过关于他在 1851 年进行政变的记载，因此我一直仇视他这个扼杀 1848 年共和国的凶手。“不许拿破仑取胜，假若我们打了两次败仗，我就去报名当志愿兵。”我这样写给当时正住在乡下的亲戚家里的知友威廉·巴丁。他的回答却冷静得使我吃惊。他说：“你不应过早地动火，难道我们确切地知道北部地区真正发生的事情吗？因此，要保持心平气和。”但是，我只是当拿破仑第三在色当被俘和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后才恢复到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平静。按照我的看法，战争一定会从此结束了。既然事实并非如此，我对它以后的进展就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根本不再阅读战场上来的报道了，因此在巴黎公社出现的那些日子里很少知道它的消息。虽然如此，一年以后我就参加了一次纪念公社的会议。那时我已经是社会民主党员了。 　　1871 年 10 月，布劳恩施魏克的军事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派别的领导人进行审判，因为他们一年前，即在色当战役之后，呼吁结束战争和反对为武力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所掀起的运动高潮。根据福格尔·冯·法肯施坦将军的命令，他们被当作所谓的叛徒加上刑具押送到东普鲁士的罗镇监狱关了 7 个月。但是，在审前侦查时已经证明对他们蓄意叛国的控诉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他们就得为了妨害国家治安的莫须有罪名而替自己辩护。经过几天的审讯，他们被判了相当长的徒刑。在他们上诉后，最高法院才把刑期大大减少，并且认为审前拘留已满刑期，这事实上是释放了他们。 　　柏林的所有日报中，仅有一家对这次审判发表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这就是不久前激进的民主人士创办的《民主报》。巴丁和我以及几个朋友共同订阅这份报纸，这主要是因为领衔署名为它宣传的是我们非常尊敬的约翰·雅科比。巴丁是麦尔克农业区一个小农的儿子，由于和我思想很一致而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他几年前去世为止。我们非常关切地注视这次审判的细节，它使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是柏林报刊所描绘的以及在柏林占优势的拉萨尔派支部的行为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从此我们就更多地关心运动了。1872 年初，我们在一家酒馆里认识了社会民主党人弗·威·弗里切（曾任国会议员直到 1871 年）之后，就邀请他到我们的交谊会（这是我们同另一些人一起创办的，按照托马斯·莫尔的政治小说命名为“乌托邦”。但是关于莫尔，我们只知道他描述了一个天堂式的公社）来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他照办了。 　　为了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我已经买了拉萨尔的论争性著作《巴斯提亚得·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和杜林著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但是我在后一著作中看到的社会主义并不能使我对它产生热烈的兴趣，而拉萨尔的论争性著作，由于用语过分激烈，不如说使我感到厌恶。这时我们从弗里切那里更详细地了解到使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斗争很激烈的派别——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爱森纳赫纲领派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争论，关于后者最杰出的领袖倍倍尔与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他们这一派同国际工人联合会（它的原则和政策特别吸引我倾向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材料，我们是曾经多次读到过的。 　　此外还有什么是使我这个虽然不算资产阶级，但毕竟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对当时那样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产生热情的呢？拉萨尔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与其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目的，不如说是一种鼓动手段，《爱森纳赫纲领》则除了包含从国际工人联合会的章程中引用来的条文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以外，仅仅还有对国家促进合作制度的很不确切的要求，人们可以对此作十分美妙的遐想，可是毕竟不能受到激励。但是，国际主义！ 　　在战争期间，虽然我全心全意于德国的事业，但是恐惧重新侵袭了我，我怕的是，每次战争以及由于战争而确定下来的民族意识会伤害人们的情感。正因如此，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这些人在战时和战后所持的态度更加使我感到敬佩了。 　　不久以后我便亲自认识了倍倍尔。1872 年 3 月，他同李卜克内西和阿道夫·赫普纳（后者是李卜克内西主编的爱森纳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助理编辑）被控蓄谋叛国，在莱比锡受民事陪审法庭的审讯。尽管连谋叛的痕迹都无法指出，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还是被判处两年徒刑。倍倍尔在入狱之前，作为社会民主党在 1871 年 3 月大选失败后国会中的唯一代表来柏林参加国会的一次会议，他借这个机会到—个由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民主工人协会的庆祝会上发表演说。这已是足够的理由使巴丁、我和其他两位思想投合的朋友弄到了入场券，到柏林北区残存的城墙旁边的一家酒馆里参加庆祝会。 　　使我们吃惊的是，这间可以容纳 400 人左右的大厅仅仅坐满了一半。何况倍倍尔的确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家了，几乎所有的柏林报纸都登载了持续整整两周之久的叛国案审判的报道。左倾激进分子的报纸也经常怀着一定的敬意来谈论倍倍尔这位人所周知的辛苦谋生的忠厚旋工。然而，他的名字竟没有较大的吸引力，的确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却因而有了进一层的理由加入这个以它的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为代表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党。 　　因为我的伯父当时正在《人民报》上猛烈地攻击社会民主党，我的入党几乎被认为是一桩大事，对于倍倍尔说来，我就像是一个奇人。他在庆祝会上的讲话虽然朴实无华，但也并非没有热情。在庆祝会结束之后，一位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着我的面私自向倍倍尔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他的意见，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他们所希望的革命呢？这时隐藏在他心里的乐观主义显露出来了，他回答道：“哦，我认为最迟约需 20 年。” 　　那时我在一家银行里工作。我最初进的是一所 7 年制的私立学校，毕业之后，就我的年岁说来我的身材还嫌太小，并且体质很弱，因此我没有立即就业。我被送进一所 9 年制完全中学，学费是一位同我母亲家里有一点亲戚关系的富有商人资助的。我母亲方面有几位很富有的亲戚，但这是三代或四代以上的远亲，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了。 　　由于入学考试时做了一件蠢事，我没有能插入第四年级（虽然那一年级的大部分课程我都熟悉），还要从二年级读起。这就使我在思想上完全放纵自己。我比较差的功课只是当时文科中学（我进的是柏林弗里德里希·维德尔中学）不重视的那几门。我最好的功课是语文与数学，这两门是没人赶得上的。在私立学校中学过的那几门课程，现在在四年级甚至在五年级都几乎没什么可学的了，这一点对我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到了六年级，就暴露出我的知识有严重的缺陷，我对我的上帝般的智慧（请原谅我这样说）发生了怀疑，这使我大为震惊，因而我竟向父亲让步，同意不继续求学而去从事商人职业。由于一位舅父的努力，我被古滕塔克兄弟银行收为学徒。在四年的学徒期间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开始做学徒是在 1866 年的晚秋，由于美国内战与普奥战争的影响，柏林的银行界正盛极一时。美国与奥国的货币利率高而行情低，做这两种货币的交易和投机是一桩有暴利可图的买卖。那时订下了几笔定期的、性质十分复杂的生意，要想做好非要具有一定的数学才能不可。我的上司对此有独特的天赋，我也乐于致力于此。尤其重要的是，后来我的上司改做同维也纳与巴黎的汇兑业务，因而我有机会进入银行业务中公认为最重要的一门工作。此外我还学到了用不同国家货币记联合账目的方法。这本来不需多大能耐，但是在当时还算是一种本领呢。 　　也许应当在这里说一下决定我后来精神活动偏向的那一思想素质。 　　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地只会分析。综合性的思维与总结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现在还记得的在中学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天数学教师给我们讲解了一种计算方法，然后让我们用它来解答一个问题。结果能交上正确答案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当老师为此赞扬我的时候，我却害羞地拒绝说：“先生，我并没有按照您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没关系，应该会找窍门。”但是，我找到的是什么样的窍门呢？我把题目分成若干部分，毫不费力地解答了每一部分，然后也同样容易地获得了总的答案。这不失为有效的办法，但是在这一场合，掌握前面讲的方法要比找出答案重要得多，我同其他同学一样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表明，在综合思维方面我并不比他们强。 　　下国际象棋也是一样，我曾经有一个短时期十分贪玩它。一般说来，我的开场几着是很蹩脚的，总是在我比对手多丢掉了一名将官并且因而必须为了有限的目的而集中精力的时候，我的棋才开始下得比较顺利。 　　学徒期满之后，我的上司把我介绍到魏玛的一家银行刚刚在柏林设立的分行作书记。我在那里没有待多久，1871 年夏天转到了 S．& L 路特希尔德银行担任同样的职务。它是一家从威斯特伐利亚迁来的企业，在位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城还有分行。我在这家银行里工作了 7 年之久，在那里经历了从 1871 年至 1873 和 1874 年间的所谓建设年代，经历了结束这些年代的交易所倒闭风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商业生活的长期停滞。我对于同这些年的建设难解难分的交易所舞弊的亲身体会，大大促进了我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准备。可以理解，我当时还只是从纯粹道德方面来判断这些事的。我同大家一起认为与建设相联系的谋取暴利的勾当——主要是把工业企业转为股份公司——是事件的主要内容。最初的一些建设确实是由于货币充斥市场、由于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巨大繁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扩大企业及其经营资本的必要性所引起的，所有这些建设的表面上的好运像号声似地引诱人们去模仿它们。这样一来，自然就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资金过多的现象，把股票价格抬高到不应有的地步。那时的柏林报纸或者他们的商业栏编辑们则昧着良心，长时期地发表一些粉饰太平的文章来给这种不法行为火上加油。他们被公司发起人通过贿赂收买了。这无论如何都是极不正当的，并且是以后的合股法所禁止的。贿赂的形式是：或是报社的社长，或是商业栏编辑名义上认购一定的股份而参加公司发起人集团，并且在股票在交易所上市的时候将分到他名下的股票按照——人为抬高的——上市行情“出卖”。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入股金额和卖出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利润”。我了解到这些勾当的细节，因而深信资本主义经济已彻头彻尾地腐朽了，我的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因此更加巩固了。在德意志帝国初期，自由主义的报刊控制着舆论，因此被选中的大多数是自由主义的报纸。然而保守派的报纸也并不蔑视“交易所犹太老板”的殷勤。我还经历过如下的事情：当我的上司在交易所发行一种实业证券时，一家极端保守派的周刊的老板长时间等着他接见，这是为了即使分不到股份的话，起码也要搞到一个整版的广告。为了达到另一些与交易所有关的目的，经常有普鲁士高级贵族在我的上司那里出入。 　　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我较快地能够出面作鼓动工作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后来被尊为党的最英明的代表之一的伊格纳茨·奥艾尔所领导的小组，这个小组成功地做到了给柏林爱森纳赫党人所进行的十分教条的宣传带来生气。奥艾尔当时还是一位普通的制鞍工人，但是正届精力旺盛之年，就是他把我当作鼓动家而“发掘”（可以这样说）出来的。我担心自己也会像和我同年的一位也是商人出身的同志一样，每讲完一句话就要重新修饰一次，以致把一篇发言弄得结结巴巴，因此我起初踌躇不定，甚至不愿在辩论时发言。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讲了话，这时奥艾尔发现我有鼓动的潜力，他根本没有问我就把我的名字列入我们协会下次会议发言人的名单。这样我就像无师自通的游泳家一样学习了演讲。没有多长时间，我作为演讲家就能满足当时人们对于党的鼓动员所提出的要求了。当然，我从来也没有能成为真正的群众演说家，因为我在讲台上首先缺少内心的镇静，缺少只有群众演说家才具有的泼辣的风趣与效果强烈的对比。除了风趣之外，我的演讲虽不乏热情，然而尚缺文采。我尽量用实事求是和通俗易懂来弥补以上两方面的缺陷，与其激起针对个人的热情，不如鼓舞人们去从事积极的任务。尽管我有那些缺陷，但通过以上的方法我取得了一些鼓动的成绩。 　　然而我从来也不是拿薪俸的党的鼓动家。相反，我在银行里充当职员所得的薪水使我能够幸运地无报酬地为党服务。我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党。我几乎花费了全部业余时间来实现我的政治信念：或是用在党员大会、党的委员会上，或是用在柏林广大郊区的鼓动宣传上。为党而奋斗与参加同拉萨尔分子的小规模斗争的兴趣占据了我的精神，使我长期没有产生同时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 　　1877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组织在约翰·莫斯特的领导下在一些大会上宣传退出地方教会的时候，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有义务和我的作为基督徒长大的同志们一样按照受到的迫切劝告行动，于是我正式退出了犹太人的宗教团体，事实上我同它早已没有什么联系了。面对着不久以后发生的反犹宣传，我却从来没有忘记我在道德上从我的犹太出身所得到的好处。 　　在两党统一以前的时期，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引起重大的理论辩论。我们爱森纳赫派的成员把拉萨尔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学生，他把马克思的部分思想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群众，同时也在一些方面把它庸俗化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我们认为他是解释马克思的权威——就是这样看待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当我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并同以前读过的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对比之后，也是这样认识的。坚持用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和根本不乐意过问工会工作的那种教条的拉萨尔主义当时已在趋于衰亡。1870 年以前李卜克内西同拉萨尔的门徒之间关于德国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而失去了对象。代替一方是马克思，一方是拉萨尔的战斗口号，似乎出现了另外一个战斗口号：杜林为一方，马克思和拉萨尔为另一方。对此我是要负不少责任的。 　　1872 年深秋，欧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一书出版了。它使我对这位失明的学者的兴趣大为增加，他写的《国民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我是早已读过的。他在这本书中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他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尤其是因为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在德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宣言本身仅仅包含一些概括性的论断，这些论断，在我看来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我受到杜林著作的鼓舞，把它介绍给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反应几乎都同我一样。 　　在最初的几个人中就有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 年夏天我到他被监禁的胡柏尔图斯堡探望他，乘这个机会给了他一本《教程》。他读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我。为了祝贺这本书的问世，他于 1874 年春天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上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者》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这本书同样也吸引了知名的鼓动家约翰·莫斯特（我同样也赠给了他一本）和爱森纳赫派的其他领导人。 　　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且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和这件事实比起来，我们认为，他同《资本论》作者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当倍倍尔打算在《人民国家报》上称赞杜林而遭到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反对——他指出了杜林与马克思在方法上的重大区别作为反对的理由——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说：“我不管什么方法不方法，只要本质是好的就行。”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只有少数人懂得科学地评价这种区别。甚至连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威廉·李卜克内西自己对此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比较确切的见解。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弄清楚究竟杜林对马克思的批评有多少是合理的，这些批评有多大意义。 　　在这方面我只能说，马克思的批评者杜林没有使我产生足够的兴趣去详细地研究他对马克思的吹毛求疵。这里很清楚地暴露出，个人成见与种族仇视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受到后者即对犹太人的敌视的迷惑，他全盘地指责了属于犹太族的人——用不公正这个字眼来形容这种指责似乎还有些过分温和——，但我认为这个遭受冷遇而心怀不满的人产生这样的敌视是可以宽恕的，尤其是因为那时犹太族的一定阶层在德国爬上去的方式的确是连许多犹太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厌恶的。但是正因如此，我对杜林在论及犹太人时所下的判断的客观性就更加怀疑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把他看做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我看来，他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让人们说这是折衷主义也罢，是别的什么也罢，我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对于杜林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我虽然在思想上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认为尚未达到值得公开发表的科学水平。杜林最使我称心的，是他对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对各个自由党派的敌视使许多社会主义者盲目地将一些德性归之于国家，人们固然可以将这些德性同国家的概念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并没有表现这些德性。固然也有些社会主义者懂得这种对国家的迷信在政治斗争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后果，从而对它进行了斗争。但是这种由于考虑到时机是否适宜而作出的否定是不能满足我的。我认为，问题在于警告工人，不要期望他们即将夺取的那一国家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将现代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自上而下地通过法律、命令和中央机关而发展到有高度经济效率的程度。在马克思所草拟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这不是他的意见。如果说杜林仍旧要把这当作马克思的意见，那是由于他不知道那一文件中的有关的一章（第三章）。但是，即使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这一文件所引起的注意也没有达到为了衡量它的重要性所必需的程度，因此杜林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印象。但是，当他在 1877 年被免去柏林大学的职务之后向社会民主党宣战的时候——因为党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我在个人关系上就和他疏远起来，并且对他此后的文章也失去了兴趣。他的行为和他自称代表的美好原则之间矛盾太大。他所做的事中有一件是，他支持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进行一种宣传，即竟然要求禁止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继续刊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针对杜林假想的科学革命而发表的连载论文。我向进行这种宣传的党内朋友们声明，我作为尊敬杜林的人恰好不能参与这种宣传，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这种宣传证明他并不高明。当我听见杜林亲口说他并没有拒绝这种宣传的时候，我是大吃一惊的。 　　1878 年夏天，我接受一位富有的青年社会主义私家学者卡尔·赫希柏格要我做他的文学秘书的邀请，辞去了我在银行中的职务。赫希柏格在一年前就为了推动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生活和促进社会主义理论的加深而创办了社会主义的半月刊《未来》。慢性肺病迫使他移居南方，因而我最初同他一起在鲁加诺附近的布朗峰度过了 1878 年和 1879 年之交的冬天。在那里我读了一些书，并且连续阅读了恩格斯对于杜林的批判，它教导了我，使我认识杜林如何从根本上错误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在一切基本方面都是不容争辩的，它们因而成了我的社会主义信条。 　　这使赫希柏格感到失望，因为他固然绝对不是杜林的信徒，但同样也不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他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者，在社会学上是伦理社会主义者。虽然只要我们的辩论一接触到理论领域，就往往进行得不很愉快，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关系还是友好的。赫希柏格是一个宽宏大量、品格高尚的人。正当社会民主党被俾斯麦强加以非常法并遭到它的全部力量的压迫时，他抱着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照顾了党，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党不受严重损害就度过这一法令下的困难时期。他总是把他特有的、意在改变鼓动风格和强烈突出目的的伦理基础的愿望服从于改善党的状况以及增加它在文字方面的力量的意向，因而痛苦地放弃了采用除了论证自己的信念以外的其他手段进行活动的每一尝试。他为在德国失去刊物的党献出了在国外创办一个机关报并把它维持到能自给为止所必需的大部分资金，但是从来没有要求决定性地干涉这一报纸、即 1879 年于苏黎世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当他创办的《未来》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摧残后，他在苏黎世用路德维希·李希特尔的假名出版了《社会科学年鉴》，并在莱比锡用 R.F.塞伊费尔特的假名出版了《政治经济文丛》，他邀请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来为他所创办的这两个杂志撰稿，不管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对于党的策略问题的态度如何。《年鉴》是鲜明的社会主义刊物。它刊登了社会主义者写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出自社会主义者笔下的关于书市上新出版的、同社会主义运动有重大关系的书籍的评论，大多由当地社会主义者的有名代表人物执笔的关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的报道。必须迁就反社会党人法的审查的《政治经济文丛》着重研究经济实践和社会政策实践、国民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发展以及民法和政治改良等方面的问题，所有的文章都是社会主义者写的。我是在这一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始用各种笔名尝试写作的，同时我担任了《年鉴》的报道部分的编辑工作。 　　在《文丛》以及后来在《年鉴》的撰稿人中还可以找到卡尔·考茨基，开始时他只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署名。考茨基是赫希柏格为了一件更为重大的工作请到苏黎世来的，他被要求在那里以固定的年薪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和写作活动。在后一方面，赫希柏格对他所抱的期望比我更多。像现在一样，那时考茨基就已是一位比我著述更加丰富得多的工作者。他是赫希柏格的上述杂志以后几期最卓越的撰稿者。然而他同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忠实信徒。赫希柏格懂得怎样在哲学上同这一情况妥协，但它对于我的思想发展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加强了我的信念，那就是考茨基同我之间在共同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密切友谊。我们特别在这一方面互相补充：我同实际运动的联系比他多，而他在科学上的造诣达到了我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的水平。如果说在论及我们每个人过去的发展（这对于我们的思想关系说来是很重要的）时这一点已很显著的话，那么，由于下列事实它就更为加重了：在 1880 年和 1881 年之交我受命接收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而这一报纸已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机关报，因此我必须研究日常斗争的各种问题，但是考茨基则在 1882 年底创办了当时还是月刊的科学性杂志《新时代》，这一杂志致力于研究运动的理论并从而成了它的精神生活的中心。这一来对于我说来就产生了一种危险：看不见运动中较深刻的问题的意义以及在忙于处理日常问题的同时逐渐完全庸俗化。不错，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我在 1880 年 12 月到伦敦访问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次访问起了这样的作用：在我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开始同我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而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恩格斯多半是受他的委托而写信的。但是这几乎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和政治策略问题的。从导师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固然可以推论出他们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某些片段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我们之间毕竟没有特别就此进行过讨论。与此相反，同卡尔·考茨基之间口头的以及后来书面的交往却推动我进行理论研究。他和我认为重要的是首先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加强，其次应当特别促进党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斗争的结论的理解。我们捍卫了这一学说，反对当时党内还严重存在着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法社会主义偏向的残余，同样也反对看来在党内普遍存在着的、由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装饰这种偏向而产生的思想混乱。当我们在难忘的共同工作的日子里把马克思反对普鲁东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译成德文后，我们在前一种斗争方面受到了非常有效的启发。同样，参加由考茨基负责，并大部分由他独立完成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狄茨国际丛刊第二册）的工作，使我也颇受教益。因忙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务，我只能为这一书撰写很少几篇，然而考茨基希望我以合著者的身份在书上署名，他把刚写完的手稿从他那时居住的伦敦陆续寄给我阅读，这促使我们就一系列理论问题交换意见。由于考虑到出版问题，不能在封面上标明我的名字——还存在着非常法，并且我作为在德国遭到禁止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正在受到控诉——考茨基因此在那一本书的序言中对我的协助致谢。但是他在那里对于我的感谢大大超过了我所应得的。在通信中他多半是给予者。同样，考茨基其他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著作，无论在实用方面或是在论争方面都比我强，在这方面他的《新时代》的编辑的地位是有帮助的。然而只要有机会，我仍旧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向读者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政治运用。我想附带指出，我的文章往往署名“列奥”，有时也署名“维特留斯”。 　　考茨基和我在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时候，得到了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热心支持。倍倍尔在 70 年代的下半期同样转向了这个学说，并且不放过任何捍卫它的机会。随着 1873 年至 1874 年的股票猛跌而在德国产生的商业萧条的强烈性和长久持续性，特别加强了他和我对于这一学说的正确性的信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二版序言应为跋。——编者注的结尾曾预言了这一危机，那里是这样说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 页。——编者注 　　这是在 1873 年 1 月写的，并且被事实证实了。这给了我们极深刻的印象。整个 70 年代下半期德国的营业萧条没有缓和下来，在 80 年代经过短暂的间歇后又重新爆发了。它从德国扩展到英国，然后席卷了法国，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停滞和失业时期。扩大了自己的旋工工场并在一年中有一个月自己作推销员的倍倍尔在他所接触的商人中间发现了对于经济前景的极大的悲观情绪，并由此作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很短时期内就会完全崩溃。我也对日报商业栏的报道以及像 1882 年“彭杜破产”保尔·欧仁·彭杜（1824—1904），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曾在巴黎创立“总联合公司”进行投机。1882 年公司倒闭，引起许多企业破产。——编者注那样的事件作了同样意义的解释。 　　不言而喻，在我们评判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政策时，这种对于我们面临的发展前景的看法必然会起使我们激进化的反作用。此外，由于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尽可能尖锐地把处在非常法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的不满情绪如实地表达出来，这个报纸（它终于突破边境检查一星期一星期地在德国成万份地传播）就使德国的当权者非常冒火了。他们对瑞士的外交代表透露了这一点，于是报纸的编辑部包括作为编辑的我在内就在 1888 年 5 月被驱逐出这一国家。 　　“我很幸运”。我们迁居到伦敦，在那里我不仅有可能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持频繁的个人交往，而且也有可能在反社会党人法被取消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使命也因而完成后，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巨大图书馆中工作。1890 年 9 月末这一报纸停刊，我成了已改为周刊的《新时代》的经常撰稿人。 　　关于我在投稿的最初几年为这一杂志所写的篇幅较大的著作，我认为应当提到《论工资铁律问题》（《新时代》，第 9 年卷，第 1 册，第 294、337、349、503、529 和 600 页）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同上，第十年卷，第 1 册，第 358 和 421 页；第 2 册，第 589、618、657、772 和 813 页）。在我打算以后扩充成书籍形式出版的上述后一著作中，我认为我已经依据麦克斯·施蒂纳及其辩护者约翰·亨利·马凯约翰·亨利·马凯（1864—1933），德国作家，曾出版过《施蒂纳著作集》，著有《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传略》等书。——编者注、比·约·蒲鲁东、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主要著作指出，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或者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中给予人民经济生活和阶级结构的变革性反作用，或者根本否认这种反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论工资规律的文章指出，斐迪南·拉萨尔援引政治经济学中自由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而得出的（而且如果只考虑他们的理论也理所当然会得出的）所谓工资铁律，并不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为前提，而是以大工业前阶段的经济体系、即手工工场时期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在亚当·斯密及其英国先驱者那里，在让·巴·萨伊以及其他法国人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确证这一点，马尔萨斯的学说也是以这一个经济时期为基础的。李嘉图才认真地考察了大工业的社会经济反作用。但是他在他的主要著作以后的版本中，还是修改了他关于工资规律早先的表述方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我的这一著作很感兴趣，关于这部著作就说到这里。可以这样说，我在这本书中还是严格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作出论断的。但是，当我写完最后一章时，我已经看清楚，马克思对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史方面说来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广度，还不能对它在先进的工会组织和社会政治立法的影响下的表现形式提供详尽的知识。我曾经想用这个观点重新研究这一问题（10 年后，当我出版《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文集时，我在增补的两章中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从事另一些重大工作，我首先不得不把它搁下。 　　这些工作就是出版《斐迪南·拉萨尔的演说和论文集》和写作《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斯图加特和柏林版，现已出第 4 版）一书。我为《拉萨尔演说和论文集》写了一篇长篇导言：《拉萨尔及其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意义》，1919 年在改写以后由保尔·卡西勒公司以《斐迪南·拉萨尔。对导师和战士的评价》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转交给《前进报》出版社。此外，我还写了长达 8 印张的文章《既得权利体系概论》，我在其中力图根据拉萨尔主要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他的目标、理论原则、思想过程和科学成果作一客观的概述。我对于他的批判态度则已在导言中阐述了。作为法学和法哲学领域的门外汉，我并不要求给予我对这些领域的涉猎以值得它们考虑的科学评价，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对它的客观性的指责，相反，人们不止一次要求单独出版《体系概论》。 　　与此相比，我认为，我论述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派别（这是迄今尚未单独加以研究过的题目）的著作却敢说是具有特别价值的，它是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中对于那一时期各种文献的巨大宝藏精心研究的成果，并得到了以精通这一段英国史而享盛名的历史专家（查·哈·弗思、萨·劳·加尔丁纳等）的非常良好的评论。虽然我并不臆想我已在这本书中对研究对象作了详尽无遗的阐述，并且完全意识到它有不少其他的缺陷，但我还是认为，这是我仍旧要首先带着一种愉快心情来回顾的著作之一。它是出自我笔下的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事件的唯一较大的尝试。 　　就此而论，它是能说明我的理论发展过程特点的文献。我在书中的一个地方（第 4 版，第 29 页脚注）指出，它同《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丛书（斯图加特，狄茨版）中考茨基的论著《从柏拉图到再浸礼教》一样，都是以同样的历史观为基础的。但是，有一位英国社会主义者厄·贝尔福特·巴克斯，当我的著作出版时，他正就唯物史观的意义和应用同考茨基进行争论，他在对我的著作的一篇评论中称赞我在其中摆脱了这一历史观的其他拥护者的过分夸大的经济主义。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指责考茨基有片面的经济主义观点。他的关于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著作的功绩正在于他清楚地探讨了个人和阶级的行为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一方面揭示了迄今谁也没有认识其全部意义的联系。但是他从没有否认或忽视历史的主观因素或思想因素的影响。我始终认为他的第一本较大的历史著作《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对于这些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实事求是的考察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原则性的分歧。 　　但原则一致当然还容许在应用时程度上有所差别。如果在我的著作和考茨基的某一作品之间确有这种差别，那么，应该从历史理论以外的别的领域中去寻找解释。 　　同时，对于几本关于经济发展倾向的巨著（我必须替《新时代》评介这些著作）的研究，使我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这一个问题上来。这些书是：1890 年出版的格尔哈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教授的《论社会和平》（莱比锡，两卷集）和两年后出版的同一作者的著作《大企业，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莱比锡，1892 年），还有和后一著作同年出版的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的著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斯图加特，1892 年）。这三本书都驳斥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广泛流行的、从马克思的理论得出的这种观点的正确性：资本主义生产使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化，并且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因自身的矛盾而走向灭亡，也就是说它面临着一次巨大的经济崩溃。舒尔采—格弗尼茨援引在宪章运动瓦解以及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关税取消以后数十年中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工业中工资协议在数量和范围方面的扩大，以及一般地承认工会有权参加决定工资这些事实来证明，英国工人的贫困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资本和劳动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加剧，反而变得不那么尖锐了，英国面临着一个社会和平的时代。这一点同大企业的增加和发展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它的后果，因为大企业创造了改善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轰动一时的沃尔夫的书是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全部结论的论战性著作；他依据丰富的统计资料和历史事实把马克思批判资本的全部论据都宣布为不正确的。它到处被资产阶级报纸赞扬为对于马克思和根据他的学说制定的、由 1891 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并按此命名为《爱尔福特纲领》的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无法驳倒的驳斥”。 　　我在《新时代》第九年卷第 1 册中评论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的第一本书，在《新时代》第十一年卷第 1 册评论了第二本书和沃尔夫的著作，我关心的是在主要方面驳倒两位大学教授对于马克思的批评。我也做到了向这两个人指出他们批评中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我就不隐瞒，他们在上述著作中提出的指责并没有因此得到全部解决。我承认，有一些指责自称是经过认真检验的，因此，起先我宁可避而不谈，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 　　在这一方面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1894 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争论。它引起对于农业中的小企业以及农民阶级的生命力和生产能力的详细讨论。这些讨论使人认识到，《爱尔福特纲领》把农民当作一个“正在没落的中间阶层”的这一观点至多也只有加上许多限制条件后才是符合实际的；1895 年工商调查所得到的数字证实了这个结论。 　　1894 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进一步使我们作为马克思的学生从第 1 卷得出的许多结论成为问题。那里对于利润率问题，即尽管各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不同，利润率（利润同投入的资本的比率）怎么会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作出的解答，使我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在估计价值理论的价值时感到沮丧。这样说也是不会错的：这一卷研究资本运动总过程的著作中的阐述指出了资本的必要职能有多少是应当由剩余价值提供的，它由此而描绘出的一幅总的图景，同第 1 卷中令人信服的论断对比起来，给人一个虎头蛇尾的感觉，说得尖锐一些，它造成了一种碎成片段的印象。这样说并不是责备马克思，相反是承认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他在资本职能的说明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接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断，而在论述地租的篇章中就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派的观点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别了。这一卷最后几章关于总过程的结果的研究虽然富有机智，但缺乏总结性的概括，它简直给我以悲剧性的印象；它向我表明了对任何一个已有的公式都不满意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同自己的科学良心的斗争。这种不满意的原因我后来自认为能够解释了，起初我却试图尽可能克服《资本论》第 3 卷给我的印象的这一面。但是——aliquid haerebat。拉丁文：“还是留下了一些”。——编者注 　　我在英国居住，自然就使我有机会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并且更深入地了解英国工人运动。这对我很有好处，使我能检查一下我的那些一直是间接获得的关于英国民族精神和英国工人运动精神的观点并且根据情况加以纠正。但是这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例如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我是学英国费边主义的榜样而转向修正主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由于和费边协会及其杰出领袖的熟识，我懂得了尊重它和它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特殊宣传方式是如此彻底地适合英国情况，以致任何企图在大陆上加以模仿的尝试都必然要失败，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产生模糊观点。这当然不是说我并没有从费边派学到一些东西。韦伯夫妇关于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贫民问题的著作，协会出版的没有署名的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问题、关于各部门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的若干短论等，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但是这些刊物同修正主义的各个具体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即使是费边派领袖人物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作的批评，也只是当我自己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这一理论的意义并不像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时，才使我产生印象，而这一印象也并没有强烈到足以使我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理论，并且把费边派传播的学说当作价值更高的东西而接受过来代替它。 　　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对教义的批评，而是根据事实对假说所作的订正。 　　1882 年我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彭杜破产和同时出现的营业停滞当作“炼狱的甘霖”，也就是说，当作巨大的总崩溃的前奏而表示欢迎，这时我的朋友赫希柏格写信给我说：“你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这句话在那时没有使我产生多大的印象，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觉察到经济情况的持久好转，偶尔出现的繁荣时期总是短促的。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这是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我曾部分地参加这一纲领的制定工作）的导言中谈到营业危机时也说，它将变得“日益广泛和具有毁灭性”并且使“普遍的不稳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老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党代表大会为了讨论纲领草案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人，他在报告中解释这一纲领的最后定稿时说，社会民主党认为，目前的社会将按照“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趋向它自己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他还说，随着对于这一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看法，关于“资本的后备军”即被节约劳动的机器从生产中排除出来的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加的观点，也在社会民主党内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 80 年代，繁荣时期固然是短促的，营业停滞的时期同样也是短促的，90 年代初期还是这样。危机并没有变得“日益具有毁灭性”。因此恩格斯认为有理由在由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 3 卷中提出另一种关于危机的假说。他在这一卷第二部分第 27 页上的一条注解中写道： 　　“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 10 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二者之间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工业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 1815 年至 1847 年，大约是 5 年一次周期；自 1847 年至 1867 年，周期显然是 10 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像在预示这一点。”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4 页注 8。——编者注 　　但世界性崩溃没有出现。这还不算。恩格斯在列举了使他发表上述推测的事实以后，用如下的话结束自己的考察： 　　“所以，每一个足以抵消旧式危机复演的要素，都包含着一个更激烈得多的未来的危机的胚芽。”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4 页注 8。——编者注 　　但是这个大危机无论在当时或是在后来都没有发生。相反，90 年代中期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已经长期没有见到的经济繁荣。只有在农业中发生了特殊的危机，这是从海外进口的各种农产品大量增加以及这些产品的价格随之下降的后果。这一价格下降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说来意味着地租的大幅度下降，但工业却反而由此得到最大的利润。在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的原材料愈来愈便宜的同时，城市和乡村的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愈来愈迅速地提高。这和 1873—1874 年的情形恰好相反，那时，食品价格在战后上涨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当时的危机的强度和持续期。 　　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留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留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我又想起了赫希柏格的话。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运动的另外一种情景。工人阶级——固然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熟练工人——的工会组织就数量说已达到大陆上的运动望尘莫及的规模，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承认，而在大陆上只有个别的工会例外地得到这种承认。他们为工资进行斗争时总能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的支持，他们要求参加规定标准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工作，这在原则上已被普遍承认是合法的，有许多政府机关已经经常加以考虑。尽管大多数英国工人的状况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但是毕竟有一种同样也和灾变性的尖锐化相反的发展在酝酿之中。正因如此，英国社会主义者中以马克思为依据而坚持灾变发展论并且按照这一理论制定政策的一派，即由亨·迈·海德门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尽管它的成员进行了非常热诚的宣传工作，却摆脱不了狭隘宗派的状况。 　　鉴于这一切情况，我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并且在演说中避免使用以这一想法为来源的词句。1896 年秋天，我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的题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打算在这些文章中论证这一点并且阐发由此得出的关于运动进程的推论。但我决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第一个从这种意图出发从事著述的人。好些别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在我之前向传统的语言和观点展开了战斗。例如几年前，天才的但立场相当反复无常的布鲁诺·休恩朗克宣称，着手“修正社会主义概念”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在关于应如何对待（卡普里维列奥·卡普里维（1831—1899），德国将军，伯爵，1890—1894 年担任德国首相。——编者注时代）帝国政府的所谓新方针以及关于对待国家社会主义和土地问题的立场的争论中，福尔马尔、爱德华·大卫等人曾经对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批评。但这些始终只是偶尔发表的说法，或者只涉及个别问题，而我的文章愈往下写，就把整个问题范围内的愈来愈多的方面牵涉进来加以研究。尽管我努力尽可能不使用论战性的词句以避免触犯我认为必须加以反对的那些观点的信徒的敏感，但毕竟无法避免的是，这些文章在这一班人中间引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且这特别是因为非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逐渐对它注意起来，每当它们发现任何清算传统鼓动口号的事情时，它们总是扬扬得意。我那时住在伦敦的一个相当偏僻的郊区，因此反对者所写的有关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看到过。否则我以后也许会用更为慎重的形式表述某些论题，因为我最不愿意给我所全心全意依恋着的党找麻烦。但是对于这些论题的实质我几乎不能作任何改变，而既然最后决定问题的毕竟是实质，因此就算我能很勉强地幸免于文章在党内立刻引起的针对我的风暴，我所感到的痛苦也不过略少而已。 　　风暴的诱因是《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新时代》1897 年至 1898 年，第 1 册，第 548 页和以下各页，转载于《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文集第二部分，第 79 页和以下各页）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这是用来回答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巴克斯对我提出的非难的（他说在我的文章中从来找不到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话），它的全文是： 　　“我公开承认，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我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它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把运动理解为既是社会的一般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促进这一进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当然是很刺耳的，而且第二句话也说得不很精确，因此很易引起误会，的确也立刻遭到了误会和曲解。从“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表示个人不感兴趣的说法，造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也就是造出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而且尽管我屡次表示抗议，这句话却以这种只要稍加仔细考虑就可看出是没有意义的词句被当作我的名言而一再加以引用。但是所谓最终目的为什么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从上面所说的就已经可以理解了，而这无疑是和我的偏重分析的思想方式相联系的。我在同一年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备忘录中说：“对于将来，我所感到兴趣的从来没有超出一般原则的范围，我也不能读完任何描绘将来的东西”。事实也确是如此。所有的伊加利亚和马加利亚都没有给我什么印象，我的感受就像看机械地操纵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木偶戏一样。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学生一旦认为关于崩溃即将到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时候，他实际上恰恰是得不出任何别的结论的。 　　马克思自己于 1860 年在论争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民主派的兵工厂卫士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泰霍夫（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 1848 年柏林革命事件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编者注的信中的一句话：他（泰霍夫）“曾经”把他和恩格斯“想象为永远超越卡贝之流的关于共产主义幸福马厩的胡说之上。”马克思接着写道：“曾经想象！这么说，泰霍夫连我们观点的起码常识也不知道，然而又如此慷慨，竟没有立刻把它想象为‘胡说’”。他并且指出由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处地方，卡贝的伊加利亚在那里被描写成“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参看《共产党宣言》的主要部分的结束语和《资本论》第 1 卷倒数第二章的结束语，这一章实际上是该卷的总结）中谈到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实现的将来时，正如我在前面就我自己所说的一样，他总是只限于确定应当加以实现的一般原则。 　　上面说到的我的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贝尔福特·巴克斯所主张的观点的，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即将到来的观点决定对待殖民地问题的立场，也就是说，应当反对任何殖民地占有的扩展和巩固（因为这将使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延长）和不加区别地从道义上并且尽可能从物质上支持野蛮人反对扩展文明的起义。我根据早在上面提到的那些事实指出，有名的崩溃无论如何不会像巴克斯和同他思想一致的人所假定的那样很快发生，而且如果说它会很快来到，那么即使把现在还没有被占领的地区殖民地化，也是阻挡不住它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反对对土著居民进行任何暴力的或欺骗性的掠夺，但将“认为反对吸引他们进入文明化措施的势力范围是不适当的，因而拒绝这样做”，同样也将“不赞成任何从原则上反对扩展市场的空想”。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扩展曾经是“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已被证明是“增加各民族财富的一个因素”，而一旦工人的结社权和选举权得到了保证，也就是说他们不必害怕自己的组织受到蓄意的镇压时，这一财富的增加对他们也是利害攸关的。“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施就愈容易，愈稳妥”。 　　另一方面，我宣称关于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的概念是“彻底虚妄的”。别的不说，它完全忽视了不同的工业在性质和发展过程上的重大差别，忽视了它们对于公共服务形态的十分不同的适合程度。根据法国革命的历史推演出来的、认为和这样一个崩溃同时发生的人民起义可能会以温室的速度推动事情发展到最高程度的这一假设，“完全”否认了“封建制度和自由制度之间的、按封建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产和现代工业之间的重大差别”。“封建地产可以分割开来一块一块地出卖，现代工厂却不能这样处理；按照巴黎公社的榜样加以剥夺的工厂愈多，要想在暴动过程中使它们维持生产就愈困难”。（《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二部，第 93—94 页） 　　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我敢说，它们已经被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事件证实了），给我招来了一部分党员同志的猛烈攻击。有些人竟走到极端，要求因此把我开除出党，另一些人则只限于要求把问题提交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后一种想法得到普遍赞同，但因为我还被禁止进入德国领土，我决定给那次代表大会送去一份备忘录，在其中我用简要的词句像宣言一样地说明了我的想法。它在那里被宣读了（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1898 年 10 月）。使我惊奇的是，除了别人外，它还引起了考茨基的反对。但是没有作出有关它的决议，卡尔·考茨基和维克多·阿德勒却在党代表大会的辩论结束后表示希望我用书的形式概括地说明我在《社会主义问题》中发挥的观点，这我也做到了。 　　我立刻动手写作的那本书于 1899 年夏天由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为题出版。它重印了许多次，1920 年修改增补的新版（柏林《前进报》出版社）也已出了第 2 版，并且几乎译成了所有的欧洲文字，最近还译成了日文。但是我可以凭良心说，我在写这本书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写一部像现在它常常被看成的那种较大规模的纲领性著作。 　　但既然明确地并且特别激烈地攻击我的是像我一样的专门信仰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人，因此我毕竟认为有必要在这一著作中说明，在我看来那一学说或者对它的论点的通常流行的解释错在哪里，在哪里需要纠正。尽管我当时十分节制自己，尽管我宁可被责备为畏首畏尾也不愿担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但我还是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即被这一理论的一部分信徒看作叛教者而彻底骂倒了。接二连三的最凶狠的攻击落在我身上，他们既然不能让人怀疑我的行为牵涉个人利益，因此就更加粗暴地对待我的科学声名。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主张算在我名下，用最专横的方式对待我的统计数字和经济论断——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科学上低能的糊涂虫。尽管这很不正派并且在那时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我仍旧要为这些攻击辩护，说它们到底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原来——关于这一点我在希塞尔·格林即伯恩施坦在本书所说的“伦敦的一个相当偏僻的郊区”，他当时住在那里。——编者是一点不知道的——我已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尊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了，而在党内，机会主义政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于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严重危险）的宣扬者们从此以后就把我当作了靠山。许多不正确的引文，那时只能被我认为是我的敌手们的恶意捏造，但实际上很可能是我的一位不相识的新朋友的虔诚演述。 　　我要先说明一下，对于那些攻击，我仅限于就考茨基在柏林的《前进报》和《新时代》上发表的针对我的书而写的文章作了辩护。这些辩护文章加上一些附录，以《社会主义争论》为题构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文集的第三部分。它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是研究今天还不失其重要性的问题的，其中有几篇论文如《自然和历史中的必然性》、《辩证法和发展》、《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文则完全不带论争性，而是解释性的。所有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图：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鼓动口号及由此得出的推论进行研究，既要深入探索它们的历史和前提，也要考虑在探索过程中得到的关于它们的科学价值及对它们应作的变动的判断。我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力图使社会主义理论摆脱轻率的、已被事物的发展证明为错误的概括以及单纯的概念构想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加强这一理论的科学基础，使它更经得起任何反驳。换句话说，就像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通过克服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残余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同样程度地得到加强。” 　　“理想主义反对空想主义”，人们实际上不妨这样地描绘《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以及我所发表的与此相联系的论文的社会哲学特性。我深信，马克思主义（它的主导的基本思想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是正确的）在应用时还黏附着空想主义思想的残余，这些残余很容易使它的信徒在实践中误入歧途，产生致命的错误。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指出，因此我的《前提》一书以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说明为前导，接着就写《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这一章，其中揭露了那一点空想主义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接受它归之于黑格尔辩证法即矛盾的逻辑和关于在对立中的发展的理论的影响。再往下去是分成四节的一章《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根据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指出，在各个地方（英国也不例外）的工业、商业和交通中，除了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增长的大企业外，中小企业（不算工业中的极小企业）一部分保持原来的数目，一部分甚至同样也有所增加，而在农业中，大生产多半是逐步减少，让位给中小生产。它说明了应当怎样解释这些现象并且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加以估价，它驳斥了无疑是有天才的女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企图用来为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增加的理论辩护的那些论据，证明它们是站不住脚的。也包含四节的另一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能力》的对象是这一问题：社会民主党在抛弃了对于巨大的经济灾变的妄想后应当如何行动。在探讨政治必然性问题的第一章第二节的这一句话中已经有了答案： 　　“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就这样受到一层限制，在这里要先说一句，这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说来，决不是意味着社会政治任务的减少，而是意味着它的增加和修订。” 　　如果说，不能指望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他的冗长的诗《革命》中当作“历史的铁的必然性”而宣布的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地自动发生的话，那么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和受它影响的工人运动的以改善和取得改良为目的的所谓当前工作，自然就因此而增加了重要性。它不再是像社会民主党极左派所认为的是那种附带的或者只是暂时的活动，也不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们被迫无论如何也必须忍受的东西，而是由于它的提高工人地位的可能性（在训练有方和运用得当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具有了独特的值得认真考虑的价值。在这一章里根据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各种部门的立法的和行政的社会政策指出了这一点，分析了民主制度和人民权利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指出了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对于外交关系加强影响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处理殖民地问题时固然必须摆脱一切沙文主义的意气，但同样也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否定态度。 　　上述的大部分现在社会民主党已在实行，但经常是半心半意，所用的一套词句也是和党的实际政策相矛盾的。应当抛弃这种做法。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一套词句并且“愿意按它今天实际上的样子来表现自己”为“一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么，它的影响将会大得多。 　　党内掀起的反对我的风暴主要是由这最后一句话而大为加强的。我相信，人们宁可原谅我的全部真正的异端思想，也不愿意原谅这句话。仔细想一下，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它要求党的成员不仅放弃他们多少年来相信其正确性的那些原理，它还要求他们抛弃对他们说来具有一种宗教式信条的精神意义的称号。的确，对于社会民主党说来，“革命的”这一称号是解释纷纭的，常常被误用，常常被误解，而且如果按照流行的那样来理解革命的这一词，事实上它也是不适合于社会民主党的。但是它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来，是一个鼓舞他们向上的象征，它标志着把他们所尊重的党和一切其他政党区分开来的那一特点，它表现了这个党的特殊性质的世界观。总而言之，对它表示怀疑不是对一件理智的事表示怀疑，而是对一件感情的事表示怀疑。我在写下那句话时，并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打算。我的建议的着眼点，正如以它为结尾的那一段话的上下文所清楚表明的，不是党的历史性质，而是它的政策。 　　但是，这句话由于它的措辞而被引申到党的性质上去了，这就说明为什么下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汉诺威，1899 年 10 月）以倍倍尔的 6 小时的发言为开端对我的书进行了 4 天的讨论。它不是像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异端裁判，也没有以开除教籍告终。但我毕竟在这一讨论中受到了种种的折磨。不过这多半是根据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句子，从而使它具有和我原来的话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者通过错误地解释我所使用的说法。例如，有关作为世界性历史运动的自由主义的句子一再被理解为是指的以自由命名的政党，因而能够很容易地被证明和事实不符，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但是另一方面，有相当数目的很受尊敬的党员虽然并不是在一切论点上和我所说的完全一致，在主要问题上却是站在我的立场上的。其中就有爱德华·大卫，他用 3 小时的发言反对倍倍尔。 　　讨论的结果是几乎一致通过了由奥古斯特·倍倍尔起草和提出的决议，它以这样的话开头：资产阶级社会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并没有给党以“任何放弃或改变它关于这一社会的基本观点的理由”。党“一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它以这句话为结束： 　　“无论如何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的纲领，或是它的策略，或是它的名称，党拒绝旨在掩饰或转移它反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任何企图。” 　　倍倍尔在提出决议以前曾把它送给在党内和党外都受到很大尊敬的党的领袖伊格纳茨·奥艾尔，奥艾尔在 1899 年 9 月 8 日把它的抄本寄给我并且附了如下的说明： 　　“这么说为此都去做强盗和杀人犯罢！就那一小粒到处适用的真理来说，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大家——包括你在内——不能赞同它。理论性的争论问题——贫困和崩溃，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价值理论等等——全都没有涉及，因而也没有解决。 　　说到策略，它仍旧和现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多数场合像你所要求的那样行动，不过我们没有做你所要求的、但是实际上意味着党的自杀的那种傻事——公开宣称我们漠视过去的实践而采用新的形式。在策略问题上不仅要考虑我们，而且要考虑到敌人的态度。但最要紧的是，正如我已经写信对你说过的，可以这样做，但不要这样说。” 　　实际上奥艾尔写信给我说的上面这一些，就是他后来在党代表大会上激烈地反对倍倍尔时所说的话，不过在这里前提的表述方式多少还没有那么激烈。他建议我也同样地赞同决议，但是如果我曾经有可能到汉诺威去在那里亲自表示我的立场，那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听从这一建议的。事实是，我委托奥艾尔根据辩论进展的情况替我发表一个声明。奥艾尔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伯恩施坦的长达 20 页的声明，但没有宣读。见《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9 年汉诺威代表大会讨论记录》第 211 页。——编者注至于决议的大部分，为了使我能够同意，那是不需要把他所说的那一小粒真理变成大块的。 　　党代表大会召开时，我来到紧挨着德国边境的荷兰小城欧尔登萨尔并且通知我的朋友们，只要准许我亲自在党代表大会上为自己辩护，那么我准备冒被捕和监禁的危险。但是他们认为风险太大——由于我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活动而对我提出的控诉还未撤销，有些人认为我有可能据此被判 10 年到 20 年徒刑，而我是不应当冒这一危险的。党代表大会结束后，奥艾尔和另外两个同志到欧尔登萨尔来找我，向我转达了倍倍尔和其他党的领袖的致意，和我协商起草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使我有可能继续留在党内而不必放弃我的立场。 　　但是在我看来，继续长期照过去的方式从国外为党在文字方面工作已愈来愈不可能了。第二年我在巴黎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遇见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之一而参加大会的伊格纳茨·奥艾尔，我向他表示，我只有在德国土地上才能为德国的党起有益的作用。因此我打算不顾对我的控诉而回到德国。根据种种事实，包括德国律师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无限期重复未能审理的控诉的决议，我估计实际威胁我的徒刑最多不过三年，作为回到德国的代价，这不算太多。奥艾尔要求我再等待一个时期，他回国后，没有让我知道就和朋友们讨论了争取彻底取消对我的控诉的可能性。若干中间人接受了这一想法，一些和当时的总理毕洛夫侯爵伯恩哈德·冯·毕洛夫（1849—1929），1897—1900 年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900—1909 年为德国首相。——编者注有联系的人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得到了他的欣然同意。1900 年 11 月我从柏林的我的姻亲和同志雅科布·班贝尔格尔处得到了消息说，对我的控诉将不再在年底重新提出，1901 年初我就可以回德国了。 　　消息来得这么突然，以致我最初的感觉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吃惊。按照我原来的回国计划，它首先给我带来的肯定说几乎只会是麻烦，除了可能长达好几年的徒刑外，还有沉重的物质损害。我没有财产，只能完全靠写作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我对自己说过，监禁将使我很少有可能从事写作。不过在这以后，由于服了徒刑，对于我的不信任将可以减少（党内有不少人是以不信任的眼光看我的），而我也就有可能在党内起和我的愿望相符的作用了。但是如果我现在作为一个类似遇赦的人回国，我是否能指望上述情况呢？朋友和敌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打算引导社会民主党离开它一向遵循的道路、已经着手激烈地修正社会主义、已经破坏了它的若干基本原则的人。人们谈到我时，不是把我当作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当作“大修正主义者”。 　　修正主义者，的确，我所提倡的是修正。但是把这个词用到辩论中去的不是我，我并没有自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我写《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系列论文时，我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我打算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的争论，肯定是为了加强正在沿着自己已经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社会民主党。事与愿违，它变成了党内的一场党的存亡所系的战斗，并且我被推到了它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双重的痛苦，因为我明白，关于我所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那么我所起的会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样的想法使我的妻子（她是我忠实而勇敢的生活伴侣，最亲密地参加了我的精神生活和分享了我的政治命运）和我在从这样好的意图出发而采取的步骤已经取得成就时不能感到理所当然的欢乐。我们带着复杂的感情，在克服了另一些外部困难以后，在 1901 年 2 月初踏上了返回我已经 22 年没有见到的祖国的旅途。在途中，老阿基米德的话“Dos moi pu sto”拉丁文：“给我一块立脚的地方”。古代希腊的伟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块立脚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编者注一再在我耳边响起。固然我的企图完全不是要“把世界翻过来”。但是在思想战斗中我竟放纵自己去向我的党要求比它目前所能完成的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虽然如此，我已下定决心，不再用发表违背我的信念的声明这样的道德上的错误来加重它了。 　　我回到了德国，经过比我所担心的要少的耽搁之后，重新在社会民主党内找到了立足点。 　　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的，第一件事在我回国后只几个月便发生了。 　　我在柏林近郊里希特尔费尔德一住下来，成为那里的党组织的一员并参加了党员的讨论，立刻就有人来邀请我演讲。凡是在党员中作的演讲，总只是使我受到赞扬。相反，我给大部分是大学生的听众作的一次演讲就不同了。听众的反应相当良好，但是它却引起一个很不愉快的后果。演讲的题目是：《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它是我为一个名叫“社会科学学生联合会”的大学生团体写的，这个团体请我对他们论述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个问题。讲稿印成了书（柏林，《社会主义月刊》出版社，第 3 版，50 页，16 开本），它说明：因为社会主义包含着一个以不久即将实现的未来为目标的愿望，所以科学一词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适用于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从现实的事实和要求中吸取它的力量的。它不断地成长，显著地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内部稳定性，虽然那些关于经济形态的发展倾向和收入的变动的原理，也像关于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的学说，关于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日益贫困化的学说，关于营业危机每隔越来越短的时间就重复发生并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的学说，关于中等阶层的消失和整个资产阶级国民经济不可避免的灾变性崩溃日益迫近的学说一样，现在连社会主义者也认为需要加以改正了，而以前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些原则是被当作科学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而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结论的。但是这并不证明没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而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不需要经常加以批判性的检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把其中的科学一词理解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理论作为戒律向自身提出的。 　　虽然这个演讲并没有包含任何一个批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或实践的字眼，而只是限于理论方面的阐述，而且我由于考虑到关于特别强调最终目的是否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有好处的争论，甚至竭力抑制自己，并且在演讲中对于那些认为这种强调必不可少的人作了尽可能的让步，但在党的队伍中这个演讲仍然给我招来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上面列举的社会主义学说中连社会主义营垒内部也认为必须修改的那些部分，使纳乌曼的民族社会党的一个杰出领袖有了借口，他撰文说我已经毁坏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整个基础。我所写的对这种说法的一篇反驳还不足以使它在党的队伍中引起的波动平静下来。这件事被提到 1901 年在吕贝克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在会上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卡尔·考茨基的附议下又一次作了我的原告，但这一回我有可能亲自为自己辩护了。控告的内容是：过分的怀疑主义，忽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而对党进行片面的批评，语言暖昧不明，对传统理论作了不正确的表述。我认为我在回答里已经指出了这一切都是错误的，而由倍倍尔提出的决议也仅仅保持对于片面性的指责。决议表示希望我不要拒不认识自己的极端片面的批评。在倍倍尔说明这个决议不是对我个人的不信任投票之后，它便由大会几乎一致地通过了。 　　然后我声明说，任何大会决议都不能使我对自己的信念感到迷惑，决议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它客观上对我是不公平的。但是既然根据倍倍尔的解释，这个决议并不表示不信任，我会给予我的党员同志的多数表决以这样一个决议所应有的尊敬和重视。对此大会表示满意。就像速记记录所记载的那样，大会对我的声明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因此我也可以满意了。大会还在进行时，就有两方面来邀请我作有成功把握的选区的帝国议会候选人。我拒绝了这些邀请，但不久我便同意做刚刚出缺的布累斯劳西区的候选人，并于 1902 年 3 月在那儿以很高的多数票当选，以后直到 1912 年在每届选举中都被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重新提名。战争使我和那里的党组织处于暂时的对立，不过在 1920 年共和国第一届国会候选人提名时，它又重新对我表示信任，但是我不能运用这种信任，因为我所住的选区——波茨坦第二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选定我为它的候选人之一。和布累斯劳相比，这一区必须进行一场更加严重的斗争，我承认它更有权利要求我进行宣传活动。 　　关于我的议会活动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我选择捐税政策和贸易政策这样一些问题来作为我在议会中的工作范围，在这些问题上我可说是党的正统派，以后我也多次作为党团的发言人对外交大臣的经费发表意见。在战前作的最后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发言中，我怀着极大的愤慨谈到了 1913 年的布加勒斯特暴力和约指 1913 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被迫同塞尔维亚、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缔结的停战和约。——编者注以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政府向它们根据那一和约而夺取的保加利亚土地上的保加利亚居民发动的歼灭战。我所以要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在那儿所描述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奥地利在萨拉热窝凶案之后对塞尔维亚所采取的行动的看法，因而对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在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中赞同批准给帝国政府的战争拨款也起了部分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我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精通哲学的读者会立即发现，演讲对于问题的回答和康德对于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相似的。我受了康德的影响，这一点，我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里已经着重指出过。但是我也曾在那里强调，对我来说问题只涉及康德的方法论，他的批判主义，我并没有深入探索他的哲学，因此正像我得罪了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认为必须反对我以捍卫导师们的学说一样，我也使新康德主义者同样感到不满。我的思想方法使我更适合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人们也可以把这次演讲看作是我对上述学科的态度的证明。关于经济问题，演讲中所说的基本上不超出我在《前提》一书中已经谈过的，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问题它却包含了在《前提》一书中找不到的一些东西，因此尽管这个演讲有些缺陷，但是我认为可以把它看成表明我的批判性创作活动的进步的一篇著作。 　　1901 年秋天我创办了一个月刊，名叫《社会主义文献》（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史料和书目的杂志）。这个名称以及杂志的文献性目的指出了我对于我要研讨的材料范围所加的限制。我不想和现有的任何社会主义杂志竞争，因此原则上把能够使更多的读者感到兴趣的关于当前事件和日常问题的讨论排除在计划之外。尽管如此，《文献》仍旧达到了一个对于这种类型的文字事业来说相当可观的发行量。然而这样的发行量还不能保证它长期维持下去。于是我就在出完第 5 年时把它停刊了。 　　除了由我执笔的相当大量的书评外，《社会主义文献》还登载了我所写的许多单独的论文，其中大部分是有关社会主义史的评论，因此这里可以略而不谈。而我认为值得一提的倒是以《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为总标题在《文献》第 5 卷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该书第 221、270、367、463 和 555 页）。这些文章是我对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的结论部分，在这里所作的论断是：任何以价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为基础并通过一个恰当的名称加以明确地表述的价值理论都不是完全错误的，问题只在于对这一因素的作用的判断，但是任何把价值的一个个别因素直截了当地当作决定性因素的价值论则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我曾打算把这些文章从各方面进行加工，然后汇集起来作为完整的论著出版。然而人们对这类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兴趣的大大降低，使我宁可延期实现这一想法，尤其是因为在各种文字和口头活动领域中对于我为社会主义运动服务的活动的要求一年比一年加强了。 　　自从 1900 年 4 月我退出《新时代》经常撰稿人集团以后，直到 1914 年年底，我是约瑟夫·布洛赫博士所创办和领导的《社会主义月刊》的经常撰稿人，并且是支持社会民主党实行言行一致的改良主义政策的。从 1902 年 3 月起，我开始了我的议会活动，我还不得不向柏林和外地的党员和工会会员作许多演讲。我在 1903 年和 1904 年之间的冬天对泥水工会会员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的产生、形式和条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的三次通俗演讲起初分成单行本出了几版，然后在 1920 年编成一集并且稍作补充，以《经济本质和经济发展》为题出版。1904 年我写了《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以纪念拉萨尔逝世 40 周年，我在其中对拉萨尔采取了比以前的著作中更为肯定的态度。这篇文章同样在 1919 年经过补充之后再版了。1905 年，为了答复《科隆日报》编辑罗伯特·布隆胡伯在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总的说来，它们写得相当客观），我写了《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这篇反驳文章（慕尼黑，1914 年，第 3 版），进一步探讨了我在《社会主义的前提》里对于收入变动和阶级变动所下的几个论断的重要意义。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党组织的领导交给我写一部《柏林工人运动史》的任务，这部著作在 1906 年到 1908 年期间分三卷出版并且立时脱销了。从 1906 年起我应自由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聘请担任由它创办和领导的工会学校的讲员。我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关于工会对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的意义的估价，通过今天已成为我的科学信念的对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观点而更加大为提高了，这自然使我和工会运动发生密切的关系，并且使我特别喜欢这些活动。同样我也乐于应作家马丁·布伯尔的约请，为他所编辑的名叫《社会》的一套社会心理学专论丛书提供一篇关于罢工的论文。这篇论文在 1906 年作为丛书的第 4 卷出版，它受到的欢迎促使编者又向我约了一篇一般论述“工人运动”的论文，这篇论文占了丛书的第 35 和 36 两卷。我认为对这篇论文应该给予相当的重视，所以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在关于工人运动的概念和特征的短短两章之后，它便分成四章十四节来探讨工人运动的初级形式、工人运动的发达的形式、工人运动的法律概念和伦理观以及阶级斗争中的法律和伦理的形式，然后以关于工人运动和人生观的一章结束。德国缝纫工人协会邀我写的缝纫工人运动史推动我去进一步研究中世纪和中世纪末期的兄弟会和帮工协会的运动。研究的结果使我断定，如果仅仅就由尚茨和别人记载下来的关于这类斗争的史料所提供的证据来说，没有一次斗争表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特征，或者说能够列入这一范畴。我也认为我已找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没有任何一篇关于帮工运动的古典著作曾经探讨过的）的答案：为什么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手工业中的帮手从“Knecht”德文，有“仆人”、“奴隶”等义，也用来称呼雇工。——编者注——到那时为止人们一直这样称呼他——变成了“Geselle”德文，意为“帮工”。——编者注，这个名称变化的情形是怎样的。 　　我的议会活动的写作成果是：1906 年发表了一篇论述施腾格尔赫尔曼·施腾格尔，1903—1906 年担任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实行财政改革。——编者注的所谓财政改革的文章，题目是《帝国的新捐税》，1914 年发表了一篇根据党的纲领和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论述《社会民主党的捐税政策》的著作。 　　前面我已经说明，在捐税和关税政策问题上我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统立场上的，也就是说我从根本上谴责间接税和保护关税政策。此外在 1913 年，我和党的左派一起在议会党团内投票赞成党团必须拒绝所谓的国防献金1913 年德国帝国主义为了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挟国会通过了所谓国防献金．以达到扩充军备的目的。——编者注，这是一种为了获得一部分扩军（这是党团激烈反对的）费用而对财产征收的捐税。社会民主党根据这样一个理由（就是必须以普遍税收的形式征收）赞同给它认为是毁灭性的目的拨款，这在我看来是不合逻辑的，是背离党的道路的一个严重错误。我在上述著作的第 34 至 36 页中，以最大可能的慎重态度阐述了预先决定我后来对批准战争拨款问题的立场的这个观点。 　　1911 年我在征得当时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后写成的《英国的威胁和德国人民》这篇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我在战争中所抱的态度的预告。这篇著作论述了以鼓吹德国实行一种露骨的反英政策并且挑起一场德国对英国的战争为目的而进行的煽动，这是那一年夏天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在资产阶级政党著名政客的参与下发动起来的，这篇著作把这个在完全不顾德国的世界地位并且部分地粗暴歪曲外交事件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煽动称为对德国人民的真正的“英国威胁”。这篇著作对当时的外交事件和它的政治背景的评价是否正确，不妨留给内行的读者去下判断。这种煽动和以后在战争期间德军最高统帅部同它相呼应而提出的口号的见识是很肤浅的，关于这一点，在能冷静判断的洞察局势的专家中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意见分歧的。 　　从 1911 年到 1913 年，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我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工作使我非常忙。因为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认为，鉴于我的异端思想，她必须反对我对书信作科学和理论方面的注释，所以我虽然乐于致力于这一工作，却只好遗憾地放弃它了。然而我已片断地为这些书信写了一些引言，说明了这些书信的时代背景，为人名之类提供了材料。 　　还要提到的是，从 1910 年起我是我的居住地柏林郊区什恩柏尔克的市议会的名誉参议，1919 年到 1921 年是柏林市市政厅的名誉参议。在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中的活动对我很合适并且有利于我理解对于议员来说大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研究的某些问题。 　　报纸上关于 1914 年夏季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外交事件的消息，我和大多数政治家一样，是在夏季旅行中看到的。我住在恩加丁Engadin，瑞士莱茵河上游的河谷名称，疗养胜地。——编者注，只能偶尔看到一种可靠的德文报纸。由于塞尔维亚政府在布加勒斯特暴力和约时的行为，以及它对这一和约的利用，我对它是非常反感的，我就很容易相信那些针对这一政府的，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半官方的报道。我于 1914 年 7 月 31 日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柏林，当 8 月 1 日德国对塞尔维亚的庇护者俄国宣战的时候，我一分钟都没有怀疑它是战争的真正祸首。同样我认为，7 月 31 日暗杀杰出的让·饶勒斯事件确定不移地是由俄国间谍谋划的，关于他们在巴黎的活动和影响，一个住在那里的俄国人（我知道他是最不喜欢夸张的）在事前两个月就把一些很能表明这一罪嫌的消息告诉了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说清楚为什么我在那些日子里忘记了所有的重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社会民主党是不应当批准威廉第二政府的军事拨款并从而丧失其迄今在民主欧洲所享有的巨大政治威信的。而在那一情况下，这种威信本来可以被证实为德国人民的一项宝贵财产。 　　战争爆发不多的几个月后，一个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杰出领袖的愤怒来信已使我了解到前面的一种情况，也了解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批准军事拨款（在 1914 年 8 月那些不祥的日子里我在议会党团中是赞同这样做的）而在国外的社会主义界丧失了它的巨大威信。我知道这位领袖是德国的朋友，并且是受我党尊敬的人。他在写到德国军队对于被他们占领的一个地区的普通人民的行为时说：“现在我可知道什么是懦弱了。”我从另一些中立者的书信中立刻知道这一愤怒并不是例外的情况。接着我从德国的消息灵通方面知道了关于战争发生的真正历史；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了批准军事拨款对我党精神面貌的反作用；德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威克在战争前夜向我党领袖作出的关于在进军成功之后给予出版自由的诺言已被大权独揽的军事统帅部蛮横地破坏；当权阶层把原来只应该是防御性的战争事实上变成征服性的战争的企图越来越明显——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使我深信，社会民主党由于批准给威廉第二政府的军事拨款而背弃了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使命，要补偿这一点，只有在政府方面忽视任何认真的和平行动的情况下，不再批准给它任何军事拨款。从此以后，我在党团关于批准问题的争论中一直表明这样的立场，同时只要军事当局的检查能通得过，我还要在报刊上用这种观点讨论有关战争的问题。 　　1914 和 1915 年之间的冬天，我在由威纳尔·桑巴特和麦克斯·维贝尔出版、爱德加·约飞编辑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它用最大可能的历史客观性论述了属于国际的各国社会党在战争面前的任务和地位。它由图宾根的 J．C．B．摩尔公司用同一名称出版了单行本（56 页 16 开本），重印了几版并译成几种文字。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在它的结束语中恰当地表达出来了。天才的寒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季米特利乌斯·杜特左维奇一向是非常激烈地反对泛斯拉夫—大塞尔维亚主义宣传并要求和奥国和解的，他在保卫自己祖国反对奥国的斗争中作为一名战士牺牲了。结束语中把这种情况称为战争使工人国际面临的“逻辑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象征”。 　　半年后，在 1915 年 6 月，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著名领袖胡果·哈泽、卡尔·考茨基和我署名的，以《当务之急》为题的呼吁书发表了。呼吁书根据权威人士和权威方面的消息证明战争已经改变性质，它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虽然被要求批准战争所需的拨款，却没有被容许对战争政策的制定起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呼吁书还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将证明自己能担负起形势变化向他们提出的任务。哈泽和考茨基和我不同，他们直到那时都属于党的另外一翼，但是对这一任务的本质的一致看法使我们三人团结起来，也使考茨基和我——哈泽在 1919 年死于一个糊涂虫的枪弹之下——的旧友谊在不妨碍我们之间对理论问题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完全恢复了。 　　另一方面，我的反对继续批准军事拨款的态度却使我和大多数改良主义的朋友发生了争执。由于同约·布洛赫博士在友好的方式下进行的争论，我停止了在《社会主义月刊》上的撰稿工作，并且重新为《新时代》写稿，直到考茨基不再掌握这一杂志为止，我加入了反对批准军事拨款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同党和党团的多数派之间的冲突又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这终于使我隶属于一个叫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独立组织，但是考茨基和我曾经徒劳地表示反对建立这一组织，这里就不必详细叙述了，因为在我说来，属于这一组织并不是由于我在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上有任何改变，而且战后不久我就脱离它了。在我那时发表的文章中，我激烈地攻击了在反对派中成为方针的口号，正如我揭露某些多数派的口号空虚无聊一样，后者正打算用这些口号为转入兼并主义者的阵营开辟道路。为了反对照搬对待手工业小生产的态度而否认欧洲各小国生存权利的企图，我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论小国的历史权利》一文，指出有若干小国的文化生活比一些大国还要活跃，对文化的贡献比一些大国还要多些。由于激进派中有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用“社会爱国主义”一词——我想这是卡尔·拉狄克发明的——来斥责社会主义者赞成保卫本国的态度，我在鲁道夫·布莱夏德主编的《社会主义国外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明，企图简单地把爱国主义歪曲成政治上划界限的标志，这是违反一切正常逻辑的粗暴罪行。我的解释是，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天然有权存在的政治感情，一个人之所以与其他公民不同，不在于他是不是爱国者，而在于他怎样做一个爱国者，或者对这一概念给予什么样的解释。 　　上面提到的第一篇文章和其他同样是因世界大战而产生的论文都收入我的论文集《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策，社会民主党和欧洲问题》中了，这本文集在 1917 年由莱比锡“自然科学”出版社出版（16 开本，222 页）。它从外交政策的角度论述了民主和议会主义问题，它论述了贸易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今后的欧洲问题；有一篇文章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口号作了清算，在外交记录中，每当要使一个麻烦问题摆脱政治辩论时，老朽的但可惜远未绝迹的学派立刻就会拿出这一口号来。 　　《国际公法和国际政策、国际公法的本质、问题和未来》一书（柏林 1919 年，保尔·卡西勒公司，187 页，16 开本）同样是在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它大部分是 1917—1918 年冬季学期我在柏林社会主义工人教育学校为工人和青年大学生听众所做的一些演讲。我认为书中对国际公法、它的意义和它的继续发展等方面的主要问题作了通俗的分析。 　　最后还要提一下《论犹太人在世界大战中的任务》（柏林 1917 年，埃利希·赖斯出版社，52 页，16 开本）这一著作。它也是世界大战吸引我注意去进行研究的一个结果。它实际上是与犹太朋友的一次争论（一部分已先在一家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上发表过）。他们把我对待战争拨款问题的态度看成放弃了德国爱国主义，而且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纯粹由于爱国主义而几乎陷入了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才来强调说，我采取上述态度一点也不是因为我对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从来都不是爱国主义的反对者，与此相反，正如这一著作中所说的，我认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共同依存感的政治反映，从原因来说是说得通的，从目的来看也是有道理的。它是每一个被共同体赋予公民权利的人的当然义务。然而有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也有各式各样的实现爱国主义的方法。它在交通发达的时代应该比在较早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而在目前，为了不致蜕化变质，它应该用合理的世界主义感情来加以补充。犹太人有培养世界主义感情的天职，他们在国际共和国中的地位给他们以各民族之间天生的中间人的职责。这本著作就是为了论证和发挥这一思想而写的。至于犹太复国主义，这本著作是不赞成的，但也驳斥了仅仅以随遇而安为基础的同化。 　　世界大战因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崩溃而宣告结束。这一崩溃使帝制转变为共和国成为德国作为民族单位而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人们很愿意忘记这一点。但是如果重温一下战胜国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的那些先决条件，那就谁也无法否认它。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建立共和国的任务，它把一些部交给自己的党员掌管，把另一些比较专门性的部，委托给资产阶级左翼人士，并且以“助理”的名义把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安置在他们身旁去担任类似共和国委员的工作。我是国家金库（现在的国家财政部的前身）的助理。这一职务并不负责领导内阁的一定部门。因此，我的活动主要是参加内阁核心的重大会议，以及参与部长同各部门领导间的不公开讨论。随着 1919 年 2 月 14 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关于临时国家政权的法律的颁布，共和国结束了最初的过渡时期，我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我没有参加 1919 年 1 月 19 日选出来的、准备为共和国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在各政党着手为这次选举提出候选人之前不久，我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而参加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因为我认为前者保持反对派的态度是同共和国的需要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对于一个党来说，我已经不再有可能做它的候选人，对于另一个党来说，还谈不到这一点。我就利用这样取得的时间从事写作，并且做一些关于共和国中的社会主义劳动问题的报告。 　　大家很容易理解，由于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共和国，它立刻就得到了一大批新的拥护自己党的人。但是，这批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很不可靠的分子。许多人暴露出过分地奢望社会改造，很少看到现有条件下经济上的可能性。天天都在叫喊：“社会化，赶快社会化”。1918 年 12 月 6 日，我在向柏林北区工人做的关于社会化的标志的演讲中曾表示反对这种叫喊。过了 10 个星期，在 1919 年 2 月 24 日，我应邀参加巴塞尔大学政治科学讨论会时，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题目。这次演讲的速记记录（可惜有一部分没有经过校阅）由巴塞尔《民族报》出版社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了。这个演讲谈到，在决定社会化即接管企业转归公共经营是否合适时，企业的大小同产品或操作的性质比起来，关系不那么重大。应当加以满足的需要的差别越小，需要加以考虑的个人的口味、风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越少，着手实行社会化时所冒的危险也就越小，在原材料生产（农业除外）中实行社会化要比在制造半成品的工业中容易，在制造半成品的工业中又比在制造成品的工业中容易。但还不是唯一必须重视的标志。问题还在于，产品的制造和利用超出试验阶段的程度如何，涉及的企业或企业群是怎样和其他行业交叉的，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社会化多大的影响，如此等等。处处都必须进行仔细的研究，甚至对于个别情况也应当如此。我在巴塞尔说，由此可以说明，由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任命的、由明确拥护社会化思想的人组成的社会化委员会，为什么迟迟提不出报告来，让许多人等了比原来所指望的长得多的时间。 　　在我当时所做的并且已印成书的其他演讲中，有两个是论述国际联盟问题的，还有一个是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前两个都是纯政治性的，而后来所做的一次和第三个演讲主题相同的演讲比它有所改进，因此在这里只提一下它们就够了。 　　1919 年的一项较大的工作是《斐迪南·拉萨尔演说和论文集》的新版，它同我所编辑的第 1 版比起来，优点是搜集得更完备，校订得更仔细。出版社（柏林保尔·卡西勒公司）的装帧也很美观。它总共有 12 卷，印刷很好。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为第 1 版写的传记性导言同样也在 1919 年重新经过修改，和新版的演说和论文集一样，由同一个出版社用同样的装帧出版了，书名是《斐迪南·拉萨尔。对导师和战士的评价》。 　　1920 年，在共和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波茨坦第二选区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把我提出作为他们的候选人之一，我非常热心地参加了这次选举斗争。我在我的所有竞选演说中，把德国目前必须与之斗争，而且看来还必须在较长时期内与之斗争的一般的经济困难，特别是财政困难提到了首位。 　　我当选入国会后，仍旧被推举参加捐税问题委员会，我积极地参加了 1920 年至 1921 年间和 1922 年的捐税立法会议。 　　1921 年春，我被批准在柏林大学进行特约讲学，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申请的。究竟是哪一方面请求内阁这样做的，我只能猜测。我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去追究，而只是把这一许可当做命令来接受，在 1921 年夏季学期开设了一门关于“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问题”的公开讲座，听讲的人很踊跃。可惜的是，我的议会活动和其他的政治义务只允许我每周抽出一小时的时间，因此，我也只能谈有限的几个问题。在冬季学期，我没有重开这门课，因为这半年对一个积极从事议会活动的人来说，要求他做的事似乎特别多，于是我就把讲稿写成一本书。它于 1921 年年底出版，书名是《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1923 年出第 2 版的时候，我又补充了两章。有几章只是按另一种结构重复我过去所发挥过的观点或者谈过的问题，关于这些观点和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一般已不再有什么重大的争论了。但是另外有几章同我过去的著作不同，思想内容的结构更为严密，思想的表达方式更为明确。譬如讲稿的绪论（我给它加上这样一个标题：《社会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学说》）可以说就是这样的。这一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采用了上述提法，这也就对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这个问题给了最简明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科学的发展学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的理论，多多少少都是这个学说的组成因素，但还不是它的实质。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了解为发展理论，那么人们就会根据这一理论给现代社会主义下定义为： 　　“对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地位的工人以及同他们处于同等地位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上的意向的精神内容的概括，以及为实现这些意向而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际发展和现实运动中推论出社会主义及其目的的，这一情况使这种社会主义有别于它的一切先驱者，因为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不是根据发展理论，而是根据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自然法来立论的。以《社会主义的自然法的论证》为题的第二讲论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了唯理地设想出来的自然法社会主义同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但是在那些自以为以经济为依据就是照科学行事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大部分仍旧没有摆脱自然法思想，而这就总是有引向空想主义的危险。这在论述《价值理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的第三讲中谈得比较详细。这一讲除了研究其他问题外，还突出对比了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同它在斐迪南·拉萨尔的社会主义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的重大区别。第四讲《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首先说明，现在的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在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时，多半不注意它的多方面的内容，而只是把它看做剥削和压迫的体现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还强调了它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体现者的意义。这一讲然后进而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不容许各种关系趋于简单化，而这种简单化一度是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的。第五讲《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和扩大所带来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第六讲和第七讲谈到了国家理论、民主制和议会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第八讲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变种》，它说明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及其从马克思的武库里搬来的口号是一种非常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人们认识意志力量在历史上的界限，而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学说却别有用心地无视这种界限，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这在实践中就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第 1 版的最后一章《最近可能的社会主义实施》一开始就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了解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之间的区别，然后又描述了战争对战时和战后国民经济的反作用，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信徒的冲击给德意志共和国的社会创造劳动所带来的损害，迫使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以及尽管如此仍旧使一些社会主义的实施成为可能并且竭力促其实现的那些动力。这一章最后说，每一个局部的实施，即使孤立地看来是渺小的，但它们相互配合起来就可以保证努力争取的巨大进步的实现。 　　在这本书的第 2 版新增加的两章中，只有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章是新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工会生产合作社的旧计划适应现代条件的运用，这一章描述了它的实质，指出了它当前的可能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但同时还说明了这种可能性是有限度的以及为什么是有限度的。《马克思主义中不变的东西》这一章，是我 1913 年在布达佩斯伽利略俱乐部所做的一个演讲的速记记录，内容和倾向同我几年前在布鲁塞尔新大学所做的一个演讲相同，这个演讲的题目是“La Conquête du Marxisme”法文：“马克思主义的成就”。——编者注。 　　在这两个场合，我都是被请去说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但是我回答说，我宁愿把这种批评只限于社会主义家庭内部相互争论的范围，不过也很愿意在人数较多的听众面前说明，根据我的信念，什么东西应该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尽管我对它提出了批评。 　　我在 1920 年和 1921 年间的冬天着手写的关于德国革命的一部著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第 1 卷于 1921 年春出版，小标题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产生和最初的活动时期的历史》（社会和教育出版社），它包括 1918 年 11 月到 1919 年 1 月 19 日德国国民大会选举这段时期。下面是结束语中的一段话，它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著作所遵循的精神，这里说的是各政党在国民大会中的力量对比的政治意义： 　　“德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使它不可能直接转变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公社。即使完全撇开强大的农民阶级不谈（共和国对待这个阶级，比起布尔什维克对待俄国农夫来，更加不能采取任性的态度），还有成百万的城市手工业者，共和国没有他们也是不行的。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面对着这种状况而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政府之外，也将是一种错误，它马上会叫你大吃苦头。很快就会证明，不可缺少的或者不能铲除的社会阶级“也是宪法的一部分”，拉萨尔在论述宪法性质的精彩演讲中所发表的观点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就算共和国能够同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者阶级较量，但它不能同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者阶级较量，否则就要使自己陷入站不住脚的地位。共和国只有使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关心它的生存和繁荣发展，才能胜任落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即使社会民主党在国民大会选举时获得数量上的多数，吸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政党参加政府也将是共和国为了自我保存所必须遵守的戒律。这同时也是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必需条件。 　　国民大会的选举结果就这样标明了以德国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性，从而宣告了德国革命最初时期的结束。” 　　最后还要提一下一篇文章。这是我在 1923 年春天应约为纽约出版的犹太文社会主义周刊《闹钟》的纪念专号而写的。这篇文章的德文增订本正在准备出版。它的题目是《为什么能够和将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它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在中心内容上也不外是我过去在关于同样题目的著作中所说的那些，不过在细节方面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发展思想。 根据 1930 年莱比锡德文本译出。